我好像之前说了不想再去谈工厂的事情了，索性我就在这里大致的结个尾吧。
我们这些职工和大炼厂的矛盾越来越大，但是双方似乎都压抑在心里不去爆发，大炼厂的领导们时常会推脱掉自己的责任，说我们这些职工的意志力不行，干活怕脏怕累，这些我们也都是听说的。老蒋和老黎也不再每天都兴致勃勃的或是被上面的命令压抑着去四处巡厂，可是没想到的是，那段时间，工厂的生产反倒是顺畅了。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老蒋和老黎的工作关系被找到，并且经过两个人的多方奔走，最终两个人的档案被投到了大炼厂，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了大炼厂的正式一员，得以名正言顺。老蒋那段时间每天的脸上也挂着笑容，为了这事儿，他和老黎还亲自请了我们几个人吃饭唱歌，但是那饭和那歌却食之无味，唱之无情了，我们似乎觉得老蒋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经过了这将近两年的磨练，他似乎已经不再是我们最初这些年轻职工的长官了。
老蒋和老黎三番五次的请我们吃饭，而且每次都会将齐克青请来，在齐克青到来之前，还亲自和我们说，好好干，大炼厂不会亏待大家的，今天齐厂长要来，你们几个能喝的得好好表现。并且尤其提到了我。
阿谀奉承我不是学不来，只不过我觉得那样做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本来就是个偏激固执的人，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都在渴望着或者说我之前都还在制造者唯美的爱情，更何况对于工作。
但是我那几次宴席上，我却借着酒劲儿向齐克青拍了几下马屁，同时也不忘给老蒋拍上几下。齐克青似乎对我并不感冒，他一直没有记住我的名字，我们三巨头，他最先记住的是衡欣昇的名字，就是因为衡欣昇是原料车间的组长，是最艰苦的组长，然后就是王跃明，他说他是最干脆的组长，甚至可以说，知道后来我们最后一次宴会之前，齐克青还是不知道我的名字，只知道管我叫煤气组长。我听起来倒像是讽刺。许姐也拿齐克青的这句话调侃我，说我是没气组长。我说是啊，我要是有气，煤气炉早就爆炸了。
说了这么多，我的工厂经历应该告一段落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入秋之后，天气转冷，在建的大炼厂的建筑工地里也出现了几起工伤事故，关于赔偿的问题让大炼厂的领导们已经苦不堪言，资金也陷入了紧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工厂也不忘在已经焦头烂额的领导们头上泼上一盆凉水，原料车间，锅炉车间，浸出车间三大车间同时出现问题。老蒋和老黎那段时间甚至都以厂为家，连周六周日都要相互请假回家看看。
工厂还在勉强的运转着，齐克青也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兴致再去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改，每天除了开会，就是去在建的大炼厂建筑工地巡视，他的心思已经不再这个小厂了。
十一假期过后，工厂停产了，停产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资金紧张，无法维持工厂的日常生产运营，每天两万多的电费，还不算水，和设备的磨损，以及一些低值易耗品的大量消耗。
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一次，工厂大部分主力车间的设备几乎是在同一天出现了问题，老蒋已经无可奈何了，他像个孩子一样去找齐克青，请求停产。齐克青皱着眉头看着枯瘦的老蒋，思考片刻，草拟了一份停产申请，说要递交大炼厂的会议上研究。
第三个，也是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工厂目前还没有获得生产许可证。为了这个事情，齐克青在初来厂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齐克青还亲自去环保局和生产技术监督部门去斡旋，政府部门看着钢厂这个纳税大户的面子才同意让工厂继续生产，等生产顺畅了之后再补办相关的证件。
可是现在，政府部门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这个当初被人抱以无限希望的工厂已经无法运行了，现在正在苟延残喘，于是，政府部门亲自上门，这一次再也不给面子了，因为北京的国家环保部门的官员要来检查，所以，必须停产，是必须。
我亲自指挥了煤气炉和焙烧窑的停产，轰鸣了几个月的机器终于缓缓的安静下来，热闹的工厂没了机器的轰鸣显得死气沉沉，除了偶尔走过的职工们还能为这个工厂增加些生气。
停产之后的一个星期天，老蒋借了大厂长的别克商务车，因为衡欣昇的老婆要生孩子，身边离不开人，所以老蒋叫上了我和王跃明，准备去北京看望还躺在病床上的何家昌。在这之前，我们集体又去这个城市最好的医院，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望了浸出班的班长。
我挑了一晚上的衣服，林尚超和老魏调侃般的问我明天是不是去相亲，我说不是，是去北京。老魏说，哎哟，老刘要去北京了，去大城市了，说完又是眯着眼嘿嘿一笑。林尚超说，阿瑞，好好挑挑，不行找文龙借，文龙那天买了件新衣服，这去北京可不一样，北京的妞儿可漂亮，挑眼。
文龙说，我那件衣服坏了，好看是好看，可我是在夜市地摊上花三十块钱买的，不禁穿啊。
林尚超又问，你是不是去*去了，让人家给你撕的。文龙说去你的吧，我像你呢。
......
北京，中国的首都。这个所有没来过的人在童年里都无限向往的地方，车子在高速路上疾驰了近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正式进入了北京市区，在进入市区之后，车子还被北京的交警拦下来了，一场虚惊之后，司机师傅上了车，说没事儿，这不北京刚开完奥运会嘛，管制还是那么严，看到是外地的车牌就要查一下。
在积水潭医院，我们找到了何家昌的病房，在走廊里，我们听到了一声嘶吼，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声音是从何家昌病房的隔壁传来的，我和王跃明慢慢的走着，在路过的时候瞥了一眼那个病房，一个男人正光着屁股，满背都是被烧伤留下的烂肉，几个医生和护士正在给他换药，也许是药水的刺激性让他顿感灼烫，才爆发出了让人惊心动魄的喊声，那场面看上去惨不忍睹。
见到何家昌的时候，他的情绪很好，见我们来看他更是高兴，他的腿上还缠着薄薄的已经被药水洇得变了颜色的绷带。老蒋代表厂里和作业区向陪护何家昌的父母表示了慰问，并且掏出了五百块钱塞进了何家昌父亲的手里。
何家昌面色平静，微笑着看着我们。我和王跃明看着这位昔日的工友，心中不免泛起了丝丝的哀伤，王跃明问他伤的地方还疼不疼，何家昌微笑着说现在不疼了，好多了，上药的时候有点疼，前两天还感染了。
王跃明咧着嘴看着何家昌一身的烫伤，想说些什么但是却没有说出口。何家昌继续说，其实最疼的时候是出事儿的时候刚去钢厂医院，他们帮我剪裤子的时候，那时候裤子都被血浸湿了，像刚洗过一样，护士帮我剪开，然后把裤子扒开，那个时候是最疼的。
我从兜里掏出了四百块钱，当然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的，那些钱有衡欣昇，许姐，王跃明，还有我的，我说，大伙都有事情没能来看你，托我们俩捎来一百块钱，我们一起的，等你伤愈出院了卖点好吃的。
何家昌全身不能动，只能用表情来婉言拒绝，然后叫他的母亲来把这些钱推给我们。我当即将钱塞进他的枕头底下，说，拿着拿着，大伙都等你伤愈出院之后请我们吃饭呢。
这句话倒是让何家昌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没问题，等我好了，我肯定请你们吃饭，地方你们挑。
之后我和王跃明又和何家昌聊了聊工厂里的一些事情，当然没聊那些不开心的。我们聊到了二陈的斗酒传说，聊到了我们职工中间流行的一些他没有听过的笑话，然后又聊到了他隔壁那个大喊大叫的病人。何家昌笑着说，是啊，隔壁那个前天才来，是个当兵的，在炊事班，被油烫了，整个背的肉差点没烫熟了，这两天每次上药他都大喊大叫的。
看着何家昌露出了笑容，我注意到了他的母亲在一旁也露出了笑容，那笑容里有悲伤也有欣慰，悲伤的是她看着儿子这满身的烫伤，看着我们这两个和她儿子差不多同龄的年轻人，心中不免会感到难过，欣慰的是，儿子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老蒋和何家昌的父亲聊了一会，便沉默的看着何家昌，他让何家昌不要有心理负担，有事就向厂里提，开心一点，大伙都等着他回去。何家昌还是向之前一样，平静的笑，然后服从命令般的嗯了一声。
为了不打扰何家昌休息，我们起身告辞，老蒋在走出医院之后，望了望晴朗的天空，又看了看表，这一次来北京，老蒋把老婆也带来了。他问我们两个去哪，我和王跃明诧异的看着他说，您安排。老蒋说，先吃饭，吃完了饭，就去逛逛，两个小时，下午四点准时返程，来了趟北京总得逛逛。
我们在医院外面的一家还算高档的饭店里点了几个菜，草草的将午饭打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想再吃饭上耽误太多时间，目的是为了节约时间多逛逛北京。
老蒋和司机约定了时间，让他把我们拉到了王府井，老蒋看了看表，已经下午两点，于是下令两个小时之后在这里集合，便各自散去。
我和王跃明，漫步在王府井大街上，王府井大街人来人往，接踵摩肩，在我看来这里其实和龙州的大正商业街，西安街，没什么两样，甚至和我工作城市的那条中心大街也没什么两样，都是人多楼高，热闹非凡，唯一让我感受到不同的就是这里是北京，我现在正踩在北京的地盘上，这份感受像是一种气息环绕在我的心里，让我感到一丝兴奋。
我和王跃明在王府井的北京百货大楼前用手机各自拍了张相留作纪念，然后我又在一家商场里买了一包“北京”牌香烟。
我说要是能去趟天安门就好了，我还没看过呢。王跃明说，王府井大街外面就是长安街，顺着长安街走就能走到天安门。
这一次倒是王跃明成了我的向导，我们顺着长安街走，对天安门的那份美好憧憬即将成为现实，想到我在几分钟之后就可以真正的看到天安门，那时的心情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呢，心潮澎湃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