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天龙和老罗带领的运盐车队在贵州遵义已经驻留了好几天，焦急等待着苏区派来的接应小组；与此同时，欧亮和魏敏慧带领的另一支车队也从水路出发，途经武汉、宜昌，直奔江西而去，打算在赣浙交界处和接应小组会合，绕过敌人封锁线，直达瑞金。
陆路一线原本计划在遵义集结，再取道湖南，前往江西，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部署，迫使税天龙等人仓促应战。事情原委是这样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手下黔军，也即是民间俗称的“贵州王”的部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这支运输队十分可疑，立即向上峰报告，引起王家烈高度重视。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云贵川有三个“王”，分别管辖云南、贵州和四川，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龙云、王家烈和刘湘。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而言，刘湘最强，龙云次之，王家烈最弱。
所辖地盘也是如此，四川（含重庆，不含西康之雅安、乐山、眉山、攀西、甘孜州等地）人口众多，税费充盈，位居西南各省之首；云南处于边陲地带，民族庞杂，资源有限；贵州除了些许矿产，别无所长，人口也较少，是西南三省的小兄弟。
经济实力决定军事力量，与此相对应的军队战斗力依次为四川、云南和贵州。川军尽管装备远不及中央军，但士气旺盛，这点在抗战期间可见一斑；滇军数量不多却精悍好斗，位于昆明的“云南讲武堂”（解放后变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陆军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流芳千古；黔军号称“双枪将”，一手拿长枪，一手拿烟枪，最不经打。
贵州偏僻且贫困，军阀王家烈靠武力抢夺天下，用苛捐杂税养活军队，其中包括“盐税”。所谓“盐税”就是以盐命名的税收，卖盐要缴税，买盐要缴税，吃盐还要缴税，凡粘上“盐”字的行为都逃不掉税收，老百姓苦不堪言。
税天龙等人哪知道黔军视盐如命，运输队才到遵义三天便被当地便衣警察发现并上报黔军，经过层层报告，最终落到王家烈手中。王家烈正愁没有军饷围剿川黔边境的游击队，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召集部下开会商议，如何把巨量食盐收入囊中。
王家烈此人打仗不行，对手下倒很仗义，慷慨大方，深得军心。每年所得税费抛去必要开支，全部用于军饷，还时常加拨伙食费，改善部队生活，所以尽管黔军武器落后，但军心稳定，一致拥护他的领导。
得知有运盐车队途经贵州，将领们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拿下。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增加贵州财政收入，还能够多发军饷，皆大欢喜。大家兴高采烈，唯独王家烈没有吭声，老大不开腔，其他人哪敢声张？一时间变得鸦雀无声。
“这批盐巴来的蹊跷，我担心处理不当会引火烧身啊！”王家烈缓缓说道，“大哥的意思：担心是刘湘或者龙云的私货？如果真是那样，干嘛要运到贵州来？这些可是白花花的大洋呀！”一名副师长问道，“那还不简单，想嫁祸给大哥嘛！”另一名团长插嘴道。
王家烈正是有这种担忧，刘湘和龙云都不是吃素的，“盐税”每个省都有，其中一部分要上缴中央财政。如果偷偷运到贵州，被当地军警截获，两人就可以栽赃嫁祸，让他遭受南京方面惩处，从而削弱黔军力量，打破西南三省军事平衡。
王家烈怎么能够眼看着一大块肥肉从嘴边溜走？商讨结果，司令部密令遵义当地军警联手，假扮湘西土匪，对运盐车队发动偷袭，事后把责任推给山匪。税天龙和老罗还在眼巴巴望着苏区来人，没想到一场噩运悄然降临。
游清明和队友赶到遵义接头地点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由于运输队驾乘人员都是手无寸铁的川商伙计，军警假扮的土匪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他们悉数歼灭，只剩下税天龙和老罗还在苦苦支撑，而且都受了重伤。
见到游清明那一刻，老罗喜极而泣，拉着游清明的手臂，不停重复：“保护好盐袋，一定要保护好盐袋！”游清明频频点头，含着泪承诺：“罗大叔，您放心，我们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把食盐运回去！”老罗欣慰笑了，慢慢停止呼吸。
接应车队也受到重创，绝大部分牺牲，只有两个人和税天龙、游清明还在战斗。眼看快要弹尽粮绝，突然土匪一阵骚动，有人喊道：“兄弟们，游击队来了，快撤啊！”喊杀声震耳欲聋，游清明惊喜看到，一大群黑压压的游击队员发动冲锋，把假土匪打得鬼哭狼嚎抱头鼠窜。
两支运盐车队先后抵达瑞金，彻底解决了苏区缺盐的问题，红军战斗力大增，税天龙和游清明等人功不可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久，为了掩护红军主力撤离，游清明所在连队阻击敌军四天四夜，全部壮烈牺牲，被党中央追授为“红色英雄连”，彪炳史册，日月同辉。